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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甘肅】歷史上的河西走廊

時間:2019-04-17 19:25來源:大西北網-甘肅日報 作者:李并成 點擊: 載入中...
  
  
  敦煌莫高窟九層樓
  
  
  黑河
  
  
  武威白馬塔
  
  
 
  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著名銅奔馬和銅車馬儀仗隊群雕
  
  
 
  祁連山脫興福
  
  本報特約撰稿人李并成
  
  河西走廊,位于祖國西北部、甘肅省西部,在自然地理上一般指祁連山脈與走廊北山(龍首山—合黎山—馬鬃山)之間的呈東南—西北走向的狹長地帶,總面積約40萬平方公里(含黑河下游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帶)。這條走廊地處黃河上游的東亞與中亞的接合部,是我國中東部腹地通往西北地區的走廊過渡地帶,是聞名于世的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干線路段之一;從世界歷史上看,又是古老的華夏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匯流之區,在歷史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具有特殊重要的歷史地位。
  
  規模宏大的“民族走廊”
  
  河西走廊東與黃土高原毗連,北與蒙古高原接壤,南與青藏高原鄰境,西與塔里木盆地交界,這種特殊的區位條件使其成為歷史上生活在這些地域以致更大區域范圍內的各民族往來、遷徙、交流、融合非常頻繁的地區,農耕民族和諸多游牧民族在本區的交流交融、共建共榮,不僅對于河西歷史的發展,而且在全國歷史上都產生過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
  
  在河西這個民族活動的歷史大舞臺上,漢族以及東方來的黨項族、滿族等,北方蒙古高原來的匈奴、鮮卑、突厥、回鶻、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來的羌、吐谷渾、吐蕃等族,西方來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哈薩克族等,以及從這里西出的烏孫、月氏等族,東去的沙陀等族都曾同臺或輪番演出過一幕幕有聲有色的歷史活劇。遠的暫且不論,自漢武帝開拓河西以來的兩千多年間,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少數民族在河西歷史舞臺上擔任主角。多民族的共同開發建設,賦予河西歷史文化多元互嵌共生的內涵和民族渾融的斑斕色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融合發展的民族命運共同體。
  
  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民族走廊”這一概念,位處絲路主干道的河西走廊正是我國一條路線最長、歷時最久、規模最宏大、文化積淀最豐厚的民族走廊。河西走廊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過重要的歷史性貢獻。
  
  公元1247年,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領袖薩班與蒙古汗國皇子闊端,在涼州(今武威市)就西藏的歸屬問題舉行了著名的“涼州會談”。會談的成功使西藏正式納入祖國的版圖,成為祖國神圣領土永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民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永遠不可或缺的成員。河西走廊為促進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建樹了永不磨滅的歷史功勛。
  
  河西走廊不僅僅是國內許多民族交往共生的走廊,從更廣闊的視域上來看,還是貫穿亞歐大陸的國內外不少民族友好交往交流的歷史走廊和重要過渡地帶。
  
  早自西漢張騫“鑿空”不久,粟特等中亞﹑西亞民族就大量涌入河西,及至唐五代時期達到高潮,粟特等民族胡文化亦隨之傳入,遂為河西當地的社會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營養,使這里的文化面貌呈現出新氣象。如當時敦煌轄有13鄉,其中從化鄉為粟特人的聚居之區,散居他鄉的胡人亦不少,敦煌當地的民風習俗諸如賽祆﹑婚喪﹑服飾﹑飲食﹑樂舞﹑體育等,無不受其浸染。又如隋唐時期的九部樂中,西涼樂、龜茲樂、天竺樂、康國樂、疏勒樂、安國樂都是經由河西傳入中原而盛行于宮廷的。至于西域百戲、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等,也是在河西流行并風靡于內地的。
  
  我國走向世界的第一條通道
  
  絲綢之路是古代溝通舊大陸三大洲間最重要的通道,數千年來曾為整個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而河西走廊由于其發源于祁連山脈三大內陸河系的滋潤,沿程發育了連綿的片片綠洲,其自然和交通通行條件較之其北部的茫茫荒漠和南部的青藏高原無疑要優越得多,因而始終是這條國際交通大動脈的最重要的“黃金路段”。
  
  除絲綢之路東西方向的主通道外,河西走廊還是連通南北方向青藏、蒙古兩大高原的重要通道。沿黑河、石羊河河谷而下,向北可通往蒙古高原腹地;沿祁連山脈的一些隘口(如扁都口、當金山口等)向南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因而河西走廊可謂中國西部西出東進、南來北往的“十字路口”,從而也為多民族的交流交融、共生演化提供了便利條件。
  
  絲綢之路的開拓,使河西成為中國歷史上率先對外開放的地區。我國歷史上的對外開放、走向世界,至少可以追溯到2100多年前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史稱“鑿空”。由于我國東面瀕臨浩瀚的大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遠涉重洋,因而對外開放的主方向只能是選擇向西開放,向歐亞大陸開放,即沿著絲綢之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因而位處絲路“黃金路段”上的河西走廊成為我國率先對外開放的地區,成為我國走向世界的第一條通道。地處這條通道上的一些城鎮也因之發展成了馳名遐邇的絲路重鎮乃至國際都會。
  
  例如,位居河西走廊西端、西域門戶的敦煌,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迅速發展成為西出西域古道上無可替代的咽喉樞紐。東漢應劭解釋敦煌二字:“敦,大也;煌,盛也。”有些學者不解其意,認為敦煌是一個小地方,人口不多(漢唐時期敦煌綠洲人口不超過2萬),又地處偏遠,何以言大,何以言盛?早在唐代著名輿地學家李吉甫就解釋道:“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意思是說由于敦煌在開辟西域方面的重大意義,所以才賦予了它這樣一個具有盛大含義的名字。《漢書·西域傳》記,兩漢時期出敦煌玉門關、陽關往西域有南北兩道,曹魏時增至三道。《后漢書·郡國志》引《耆舊志》云:敦煌“國當乾位,地列艮虛……華戎所交,一都會也。”敦煌發展成了華夏民族與西方各民族交往的國際都會。隋唐時期通往西域道路有北、中、南三道,但無論哪一道都“發自敦煌”,“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又如地處河西東部的武威,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稱其:“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旅往來,無有停絕”。“蔥右”指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廣大地區。武威作為河西都會,就像一件衣服上的襟和帶子一樣,把西方各少數民族和蔥嶺以西各國連帶起來,以至于胡商漢賈絡繹不絕,并有不少西域和中亞商客長期留居這里。唐代詩人岑參寫道:“涼州七城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是說涼州大城之內有小城七座,城中居住的大量胡人受漢族文化的熏陶,已經能夠一知半解地聽懂琵琶的彈奏了。武威市博物館藏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西夏碑》記:“武威當四沖地,車轍馬跡,輻湊交匯,日有千數。”
  
  又如河西中部的張掖,地當橫貫走廊東西的絲路干線與向北沿黑河河谷通往居延以至蒙古高原腹地和向南穿越祁連山大斗拔谷道的交匯點,紅塵走馬,商賈絡繹,物產豐饒,素有“金張掖”之美譽,自古以來就是中西交通貿易重鎮。例如隋代西域各地和西方一些國家都到張掖交市,以至“西域諸蕃,往來相繼”。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還親自帶著龐大的車馬儀仗,出長安,經湟水流域,翻閱祁連山脈的大斗拔谷(今民樂縣南的扁都口),歷經艱辛,到達張掖,前來會見這里的二十七國國王和使者,盛況空前。曾有一首詩稱頌張掖:“三邊鎖鑰河山壯,萬國車書驛路通。”
  
  河西由此深得絲綢之路之惠,發展成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孔道、橋梁。東西方文明在這里交融匯聚,西傳東漸,河西各地可得以長時期地吸納、汲取這條道路上薈萃的各種文明成果來滋養自己,促進自身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繁榮。
  
  如佛教和佛教藝術自兩漢之際經河西傳入我國內地,十六國時眾多的西域佛僧來到河西,譯經授徒,蔚成風氣,涼州、敦煌等地成了我國佛經翻譯的中心。蜚聲中外的莫高窟、榆林窟、馬蹄寺等佛教石窟群像明珠般地閃爍在絲路古道上,光艷奪目,令世人驚賞。又如,葡萄、苜蓿、石榴、紅蘭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瓜、胡豆、胡荽、橄欖、汗血馬、珊瑚、琥珀、熏陸、蘇合、郁金香、珠貝、琉璃等諸多來自西方的新的物產、特產品種,也都是通過河西而傳入內地的。而來自中原的精美的絲綢、茶葉、瓷器、漆器以及冶鐵技術、水利灌溉和四大發明等,也大多是經由河西而西輸的。它們的輸出輸入,大大豐富了東西方人民的社會文化生活。
  
  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曾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此處言敦煌和新疆,實際上亦是包含整個河西地區在內的。敦煌、河西作為世界上幾大古老文化體系的匯流之區,猶如一座歷史的豐碑,標志著中國人民和西方各國人民不斷交流的源遠流長的歷史,象征著古絲綢之路昔日的輝煌,在過去兩千多年間曾為我們民族、國家的發展和國際文化的交流傳播建樹過不朽的功績,今天又由于它保存著豐富燦爛的古代文化遺產而矚目于世界。
  
  中原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
  
  河西歷史上向為關中、中原的門戶和中原王朝勢力強盛之時向西發展的重要根據地,或名之曰中原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河西可謂我國西部的“命門”所在,漢、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把河西作為整個西北地區的戰略支撐點。占領河西走廊,就可以割斷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聯系,并進而向西控制天山南北的廣大地域。因而河西歷來就為中原王朝與一些民族政權相互爭奪的重要戰場,具有重要的軍事地理位置。明末清初著名輿地學家顧祖禹云:“昔人言,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從防守方面看,河西歷來就是中原王朝的西北邊防要地。漢唐建都長安,為了解除從西、北方向而來的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經略河西是必不可少的選擇。漢武帝開發河西就是為了斷匈奴右臂、隔絕羌匈,消除西北邊地的威脅。唐代前期“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同樣也是為了抵御吐蕃、突厥、吐谷渾的騷擾,以確保關隴腹心地區的安全。當時軍事中心已西移至天山南北路,但河西仍是防戍重地。從進取方面講,有了河西就可以西控西域,北征漠北,大揚國威。反之當中原王朝衰落時河西往往易手,手臂被斫,中原腹地也就暴露在游牧民族政權的直接威脅之下。河西的得失與中原王朝的命運可謂息息相關。
  
  正由于如此,歷代中央王朝大都十分重視對河西的開拓經營,重視對穩固的河西根據地的建設:修長城,列亭障,筑關塞,屯兵戍守,徙民實邊,廣置屯田,大興農牧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兄弟民族的茶馬貿易,這對于河西經濟文化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創新高地
  
  河西走廊對于我國和世界歷史的作用及貢獻還不僅僅體現在“通道”上,河西走廊還是中西文化交流、整合、交融及其創生衍化和發展嬗變的加工場、孵化器和大舞臺,是文化創新的高地。
  
  作為絲綢路上的“黃金路段”,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內地后,大多首先要通過河西走廊進行中國本土化的過程,或與中國傳統文化碰撞、交流、整合后再繼續東傳。同樣中原文化向西傳播亦是經過河西發生文化的交流交融。河西走廊在整合文化資源、創新文化智慧方面有著獨具特色的優勢。
  
  佛教文化與西方歌舞藝術的傳播就是如此。作為外來宗教,佛教欲在中華故土上傳播發展,欲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必須要適應中國原有的文化氛圍,適應中國人的思想觀念與審美意識,運用中國的話語表達方式,這就首先需要進行一番“中國化”的改造與更新過程。史實表明,河西作為佛教進入我國內地的第一站,率先在敦煌、涼州形成了佛經翻譯、傳播中心,率先成為佛教“中國化”的創新之地。據《高僧傳》卷一記載,被譽為“敦煌菩薩”的月氏高僧竺法護,率領一批弟子率先在敦煌組織了譯場,“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法經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功也。”竺法護被認為是當時最博學的佛教學者,是佛教東漸時期偉大的佛經翻譯家,開創了大乘佛教中國化的新局面,奠定了漢傳佛教信仰的基本特色。正是由于竺法護開創性的貢獻,使敦煌實際上成為大乘佛教的發祥地。
  
  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其藝術形象源自印度,是佛教天國中的香神和音神,即專司香花和音樂的佛教專職神靈,莫高窟中的飛天多達6000余身。飛天形象傳入敦煌后,經不斷地交融發展、藝術創新,完全擺脫了印度石雕飛天原有的樣式,以全新面貌展現于世人面前,美不勝收,與印度的石雕飛天已非同日而語。


 
(責任編輯:張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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